冰火大明 1.2 胡惟庸案(1/3)

严格地说，“明初四大案”中第一案——胡惟庸案，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贪腐案，史家更多地将此案解读为明太祖为了集权而与官僚集团展开的政治斗争。但其实在此案中胡惟庸及其党羽也隐约暴露了一些贪腐问题，而且他们结党争权，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营私，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走到大规模敛财那一步就被皇帝给镇压了而已。所以，胡惟庸案也可以说是明太祖铁腕治贪的一个热身。

胡惟庸此人其实在开国战争中并无突出表现，一直在后方担任主簿、知县之类的地方小官，从未立过战功，甚至史料都无法考证他的出生年份。但胡惟庸是个很善于钻营的猾吏，而且确实有较强的行政事务能力，更重要的是抱上了濠州（今安徽凤阳）老乡李善长的大腿。

李善长被明太祖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甚至在战神徐达之上。明初以中书省为中央**，理论上长官应是中书令，但实际上未实授，而由左右丞相共同主持工作，首任左丞相便是李善长，徐达屈居右丞相。事实上徐达还要兼征虏大将军（明军总司令），长期驻扎在北平（后来的北京）与北元（蒙古流窜回到草原的残余小政权）作战，极少干预朝政，所以明初几年都相当于是李善长独相，在明廷地位超然。李善长更将胡惟庸引为朋党，纠集一些淮西籍贯的官员，形成所谓的淮西乡党，与另一位宠臣刘基（刘伯温）的浙东乡党进行政治斗争。这便是胡惟庸的拿手好戏了，他很快斗倒了浙东乡党，自己也在李善长的一力举荐下平步青云。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大明首席开国元勋——太师、韩国公、中书左丞相李善长退休。但贪权恋栈的李善长是典型的退而不休，他退休前极力举荐胡惟庸出任中书右丞。右丞是右丞相的副职，是中书省的次级领导。李善长也一直利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从人际关系层面干预朝政，与胡惟庸形成前后台配合。洪武五年，徐达率军北征蒙古，不料兵败，伤亡数万。虽然明太祖念其功高，未加责罚，但徐达本人坚决辞去了中书左丞相之职，留在北平专心治军。不过中书右丞相汪广洋资历较浅，再加上李善长极力反对，未能递补为左丞相，仅以右丞相身份主持工作。而李善长、胡惟庸暗中勾结，挑起汪广洋和中书左丞杨宪（浙东人士）的斗争，两败俱伤，最后杨宪被杀，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政（副省长），胡惟庸则顺利晋为右丞相，虽然暂未官至左相，但实为独相。洪武十年（1377年）七月，胡惟庸终于正名为左丞相，但明太祖又召回了汪广洋重为右丞相，想对他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不过此时的汪广洋已经对官场心灰意冷，重回中书省却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所以，从洪武五年至十三年，实质上一直是胡惟庸独秉中书，并且始终得到李善长的幕后支持，炙手可热。

在这漫长的专权过程中，胡惟庸少不了官场上的阴谋诡计，他最常用的手法正是以小利诱人，召集一帮心怀不轨的贪官污吏聚拢在自己身边，形成团伙势力，对忠臣良将进行打击倾轧，从而实现团伙利益。尤其是一些为明朝的建立立过战功，但明朝建立后不适应法治的武夫，他们在因不守法纪而受朝廷责罚后，不认为是正当的法纪惩处，却认为是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惧而向胡惟庸求助，所谓求助的方式无非就是贿赂金帛骏马、奇珍异宝。胡惟庸大肆收受，并将他们都引为朋党。

其实这类人中不乏真正的开国功勋，比如吉安侯陆仲亨，明朝建立前曾任朱元璋麾下左翼统军元帅，攻克过太平（今安徽当涂）、集庆（即南京）等重镇，并且是最终战胜陈友谅的主要将领。明朝建立后有一次陆仲亨从陕西回南京，擅自使用了沿途驿站的车马。驿站是明朝的公共运输体系，陆仲亨本身有朝廷配给的官车，但他可能嫌不够舒服，想坐四匹马拉的大车，便从驿站中取了货车改装成座车，并用驿站的马拉着跑。明太祖知道后大怒，痛斥他：“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民买马何其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罚他到代县去当警长，追捕盗贼。另一个类似的是平凉侯费聚，明朝建立前曾率军攻打张士诚、方国珍，并攻克西安，明朝建立后又率军平定大理，战功犹在陆仲亨之上。但明朝建立后费聚便生活奢靡，遭到明太祖责骂。这些人一旦遭到皇帝的责骂，便认为自己失去了宠信，并且见识了皇帝亲斩胡三舍的果决，惶惶不安，很容易聚在胡惟庸身边。胡惟庸首先收受他们的贿赂，再故意让他们去干一些不法之事，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成为自己的附庸。这些人在军中又极具人脉，为胡惟庸广植羽翼，甚至组织私人武装，渐渐有了不轨之心。

另外一个权力部门御史台也很重要。御史台是纠察百官，向皇帝和舆论揭发官吏不法行径的部门。作为权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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