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 第二十六章(5/6)
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rì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rì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rì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无疑人寥声微。明朝对rì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rì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
万历援朝战争是中rì再一次交手,而明廷对rì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rì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rì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rì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rì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rì本“图逞之志未尝一rì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然而,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xìng战略根本不符中华帝国的xìng格。明帝国此际对rì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yīn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
这般言语jǐng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rì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大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
万历四十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rì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rì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yù去中国而代之。
可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应当未曾认识到rì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xìng角sè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羁縻为主,以防备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以德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
这就是为什么杜睿讨厌孔孟之道的原因了,一味的空谈,幻想,换来的不是万世太平,而是养虎为患。
中国人是喜欢幻想的,就像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权就一厢情愿,单方面地把rì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心甘情愿受大唐的庇护不同,rì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rì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当然,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rì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
于是这才有了明朝的时候,羽翼渐丰的rì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yù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但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
进入清朝,中rì两国内外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总体来说,由于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清朝亦在后来实行海禁,双方的接触远没有明朝密切。
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琉球,萨摩藩在明季入侵琉球后,虽由德川家康将琉球国王送还,但琉球实已沦为萨摩cāo控的傀儡政权,仅在名义上仍为清朝的藩属。与明朝一样的是,清朝亦对rì本没有认真了解的愿望。
公元1649年,顺治帝遣使往琉球,萨摩藩就清廷倘若提出剃发易服的要求如何对应询问江户,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受。
为了蒙蔽清廷,以免惹火上身,萨摩采取了诸般欺诈手段。当清廷来使抵达,便暂时掩盖撤除萨摩在琉球的存在,萨摩驻琉球官员不干涉琉球政权的人事、祭祀等重要事务,颁布《对唐人应答手册》等书籍,要求琉球人在遭遇清人或漂流到清帝国时懂得遮掩应对,必要时可以把有rì本有关的事物统统抛弃,这些做法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侵略琉球的实情曝光,导致和清正面冲突。
rì本就是用这种欺骗的手段,以及坚韧的犹如乌龟一样的忍耐力,一直拖到了中国式微,自家崛起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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