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优雅——杨绛 第一章望断经世流年(1)(2/2)

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留学。”

闹革命是需要本钱的，最重要的就是得好好活着，杨荫杭选择留学以保存实力。他再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于1907年7月顺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奔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对于父亲的学位和论文，杨绛从未听他说起过一言半语，直到偶然间她发现了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年至1910年的注册证，这才知晓父亲的这段往事。后来，丈夫钱锺书告诉她，父亲的硕士论文收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题目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对于父亲有几份印好的论文，杨绛倒是有些印象，父亲归国途中曾前往欧洲其他各国游历，论文便是那时带回来的。她好奇丈夫怎会这般清楚，钱锺书答道：“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得知此事后，杨绛自然不会错过拜读父亲文章的机会，她特意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朋友李又安教授写信，拜托她帮忙找一下父亲的论文。不久后，李又安教授回信，肯定了论文的存在，并表示，此文在法学图书馆，并不难找。她复制了书的封面几页以及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一并寄给杨绛。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共319页，于1911年出版问世，这一年他早已离校。这本书大概内容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

卢易士正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由他执笔的序文中，对这本书称赞有加。他写道：“（他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虽并非激励赞扬之词，杨绛读罢颇却感亲切，或许父亲将某些中国元素注入其中了吧，才会如此与众不同。

父亲曾向杨绛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利弊得失。对于当时的高中生杨绛，“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罢，皆是晦涩难懂的词语，那似乎是大人的世界，不是她一个高中生所能领悟的。

尽管父亲一词一句讲得十分仔细，杨绛听完仍是一头雾水，随即也就忘了，唯一留下印象的便是二者之间，父亲对“立宪派”更为支持，他认为“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与其彻底革命，倒不如温和改良来得有效果。最终，父亲的立宪梦也没能如愿。

对于腐败之风盛行，杨绛的父亲在文章《说俭》中疾呼：“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如今读来，他大义凛然之姿犹在眼前。

当众人还停留在如何才能养家糊口，如何才能延续香火的层面时，杨绛的父亲已经开始思索国家民族的新出路。有如此先进开明的父亲，杨绛的一生注定不是凡夫俗子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