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帝国 第三十六章 何为华夏(2/4)

自家族sī爱优先来结合礼法尊卑，消除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在此基础上约束统治阶层有节制地对底层民众进行索取。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最佳手段。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学的目的乃是以人为本，而孟子民贵君轻的提法更体现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时移，千年以降，儒学历经变革，一步步被改造为更加适应**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步步加深了对国民人xìng的扭曲和对思想的束缚……汉朝已经从‘百家争鸣’发展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下定于一尊’，魏晋的开放和学术自由到了隋唐发展为科举，政fǔ开始通过官定考试选拔来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而到了宋元之jiāo，洛学进一步抛弃了唐朝的功利主义学术，完全走入空谈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颐到程颐到朱熹，一步步陷入过分强调‘义理’的极端主义。南宋陈亮和朱熹的‘义利之辩’就是典型的例子：宣传社会进步，提倡务实和经世的陈亮最终‘忧患困折，jīng泽内耗，形体外高’，郁郁而终，满口空谈道德仁义，对一切社会进步完全否定，并空想出一个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认为后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为有‘道德缺陷’而根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却在之后被历代统治者推崇，成为了‘圣人’，其学术成为‘显学’，其后的心学也好，实学也好，最后也都无法摆脱理学的窠臼，沦入空谈或徒劳的‘考据’，社会思想越发僵化保守，社会日复一日地**僵化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手段逐渐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学，宗法礼教已经成为目的本身，至于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中庸仁恕的jīng神，已经没有几个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种等级压迫的文化，可以适用于中古之méng昧时代，却不可行于人xìng解放之时代……今时今日，如果重拾这一套宗法文化，继续打造一个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级社会，纲常lun理治国，继续提倡‘爱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国，无视人xìng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时代大cháo，就必然背离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核：以人为本，则国家也必然重蹈覆辙，再陷治luàn循环……我华夏自先帝开基至今，国势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了中庸和仁恕的jīng神，以开放，理xìng和客观的jīng神对待一切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博爱，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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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北竹笔锋却又是一转：“回顾历史，我中华传统文化，虽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爱’和‘sī爱’推崇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学中却并非没有博爱的火huā。墨翟主张‘兼爱’，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强调的‘爱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爱，jiāo相利”，已经触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实现博爱平等的思想领域……盖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张平等博爱，而今日之社会，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宝贵养分。”

        “墨子曰：’……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而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  这表明，墨子认识到爱有现实xìng的一面，反对空谈道德，主张把把爱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但反对儒家提倡的‘爱以差等’，反对把亲疏远近作为差别之爱的基础。‘jiāo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反对以sī爱为基础强调sī利。”

        “在墨家的理论中，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墨子反对阉割人xìng，反对人xìng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xìng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yù天下之富，而恶其贫；yù天下之治，而恶其luàn，当兼相爱、jiāo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文化从此大兴，sī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jīng神渐渐埋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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