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美娇娘 早慢熊关于新顺的若干资料(3/5)

的使命主要有两项，一是为英国商品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因为当时的中英贸易逆差已经到了伦敦政府“受不了”的程度；另一则是最大限度的搜集关于远东这个神秘国度的情报。

        在第一项工作方面，英国使团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虽然帝国政府对英国展示的工艺品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但是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完全难以理解，最后只同意增加通商口岸的数目（从广州、泉州、松江、宁波、烟台5处增加到包括天津在内的10处）和允许英国商人有条件的进入内地。

        但是在情报方面的收益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使团注意到，虽然国家主导的标准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总的来说，中国军队的水平只相当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的欧洲军队，长矛与火绳枪混编的营方阵是其主要作战方式，虽然通过与东南亚的欧洲商人以及俄国人，中国已经获得了燧发滑膛枪及较轻便的队属火炮并成功的予以仿制，正在逐步代替火绳枪和旧式火炮，然而使用方式仍然是旧的，即在长矛的掩护下分列齐射（套环式刺刀被完全拒绝），使团最后得出结论，也许中国并不象他们最初所想象的那么强大。

        同时，使团也注意到了在繁荣的背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酝酿着的剧烈冲突。尤其指出了正在变得桀傲不驯的商人阶层。

        在整个18世纪中，中国商人对他们的地位总体是满意的，同明代相比，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家正式承认，在一个职业官僚集团（士）的领导下，农工商三民作为赋税的提供者都是值得尊敬的。由于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提供了中国缺乏的白银，政府对商人的海外活动也给予了相当的宽容乃至鼓励。

        但是临近19世纪，随着财富的积累，商人们的野心开始随之膨胀，从他们在南洋的贸易对象那里，他们了解到在某些国家，作为财富的主要拥有者，商人是社会上最值得尊重的阶层，国家不仅仅是把商业作为赋税的奶牛来给予照顾，而是用国家的政策扶植乃至帮助本国的商人，于是中国商人很自然的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也这么做呢？难道中国的商人不是为帝国财政做出最大的贡献的阶层吗？票号不也多次稳定帝国银元、并极有效率的解决了华北与西北军队的供应问题吗？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放弃他名存实亡的专卖制度（由于票制，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税）和进一步减轻商业税呢？即使这么做，只要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财政收入自然也会相应的增多而非减少。

        这种论调随着东南官僚进入帝国中枢的比例增多而不断上升，到19世纪30年代，帝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植商业的措施，从1837年开始，帝国的经济乃至政治政策，越来越向商人，尤其是东南拥有大量外贸利益的洋商倾斜，包括取消对茶叶的销售管制，同时开始鹦鹉学舌似的（根据伴随贸易传入的柯尔贝尔等人的著作）讨论对西方构筑关税壁垒，以进一步扩大贵金属流入的可能。

        对中国不幸的是，作为后来者，他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的与西方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发生冲突，这就使1856~1861年的战争成为一种必然。

        1856年，由于误会，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正在等待的机会，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宣战。战争最初的规模是有限的，由于印度土兵暴动，英国在远东主要的兵力被牵制在印度，但在1858年，英国开始认真的进行这场战争。同时，法国也因为对越南的野心，而作为英国的盟国加入了战争。

        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处理国内的同时发生的四场叛乱：

        1851年，一个具有早期基督教色彩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广西发动叛乱，虽然其对湖南和广东的进攻被地方驻军所阻挡，但由于地形有利于叛乱者，帝国军队粉碎其广西根据地的多次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回汉冲突，1856年在云南，1858年在陕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范围波及全省，如果不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分歧造成云南和广西两方面的激烈冲突，本来可能会对帝国在整个西南和华南的统治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此外，从1853年开始的捻军起义，势力逐渐扩展到了整个淮河流域并切断了对于帝国相当重要的漕运，虽然没有前三者那种宗教狂热和身处帝国边远地带的有利位置，但其领导人具有非常了不起的军事才能和施政能力，从而在当地居民间获得了相当的支持，因此可能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

        这四场叛乱牵制了帝国军队大部分的军力，而19世纪中期的欧洲近代军队，战术上对于火器冷兵器混合的军队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再加上英法军队利用其无可置疑的海上能力，除了提供灵活的火力支援外，还得以对帝国沿海的守军非常顺利的各个击破。到1860年，中国领导集团中较



请下载app访问，点击下载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