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 第六章 海外弃民（第一更）(3/5)

火速差人乘船返回泉州港，将他的奏折面呈太宗亲启。

    冯茗也不敢耽搁，当即差人盛了一条随行的剪帆船返回泉州港，此次杜睿远行，除了三十艘盖伦帆船之外，还有二十艘剪帆船随行，当夜就有一艘剪帆船，离开了船队，朝着来的方向驶去。

    杜睿虽然安排已毕，却还是不禁想着方才在那汉人村落之时，张里正的话，海外弃民，华夏历朝历代，对待他们这样的海外移民，大概都是如此称呼，但是在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上，却是大不相同，比较鲜明的便是明政府和满清政府了。

    明朝政权是在异族统治后光复华夏的汉人政权，更是中国历史上正统性最强的朝代之一，与汉朝相匹敌，便是唐宋也皆有所不及，而人们所说的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就是政权来源的合法性。

    这种立国基础既给明朝打上了鲜明的汉族民族主义烙印，同时也使这个朝代更具有国家民族责任感，这种民族责任感，即便是当今大唐煌煌盛世也略有不及。

    明朝建国之初的政治纲领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是将汉族民族主义，重建中华传统道德、民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做为立国之本的，在明太祖时代，这些纲领基本得到了全面的实行。

    儒家思想，特别是提倡民族大义和民本思想的程朱理学，在明朝是做为宪法性意义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而儒家核心的“华夷之辨”和“仁”的思想，都要求是否维护汉族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关乎这个政权是否属于合法政权的重要标准。

    同时，科举制度在当时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公平化和广泛化的社会阶层流动，使政权中枢能向认同中华的各阶层人士敞开，使基层民意最少阻碍的进入上层。

    而明朝政治的公开性，在中国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加强了政权与民间舆论的互动性，明朝社会舆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同样是以后很难达到的。

    同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按照儒家思想，明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以将国家的、汉族的利益与自身利益视为对立面，而且明朝内阁权力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也使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能力不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在重大决策上是很难做出明显违背基本民族利益、道德和意愿的行为。尤其不可能做出站在外族和外国立场上损害汉族和中国利益的决策。

    在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西班牙人和菲律宾土著屠杀华人的事件，当时明朝政府在同一时期内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即万历三大征。在西北的宁夏，西南的播州，特别是从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长达七年，与日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

    虽然这三场大战明朝都取得了全胜，体现了明朝政府和万历皇帝的杰出决策能力。但战争对国家军事和财政能力的损耗也是极大的。建州通古斯酋长奴儿哈赤正是利用这时机扩展自己势力的。

    因此，在明朝处于财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万历皇帝决定允许平民开矿，通过征收矿税来缓解财政危机。但由于工商业阶层的抵.制，以及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官僚们的反对，同时也有执行方面的问题，使这一措施收效甚微。

    而此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银通过菲律宾的大量流入，使明朝误以为菲律宾有银山可采，再加上一些人的诱导，明朝派官员来吕宋调查，试图在此开辟财源。

    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恐惧，担心这是明朝征服的前兆，他们将失去菲律宾。西班牙人通过诡计先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然后伙同土著人帮凶对华人进入了大规模屠杀。

    明朝当时有没有进攻菲律宾的打算，这一点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西班牙人屠杀华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的。国家和民族的正义就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民族尊严和立场问题。

    这一次屠杀的消息传到中国，万历皇帝的第一反应是，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

    既惩罚了导致事态恶化的责任人，同时准备对西班牙人兴师问罪。但是此时，中国刚刚结束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实在无力真正执行这一命令。所以明政府官员只能以发文的方式责问西班牙人。

    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

    而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屡受西班牙人屠杀和迫害的菲律宾华人请求郑成功维护在菲华人的利益，也提出为郑氏进攻菲律宾提供帮助。

    但郑成功错误的在给西班牙人的警告中，不慎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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