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煮研究生院 十一、有病(3/6)

，那会儿好像听我奶奶提过，”男孩儿想起来，自己上中学时对此有所耳闻，据说袁博士还曾经被一位来华巡讲的法兰西学院院士看中，准备毕业后全奖保送旅欧深造，其不测之才在当年的语研院如雷贯耳。可惜，任何事物都有光环背后的黑暗，天欲奖之、亦必罚之，就当青云平路已在眼前无限延伸时，这位才俊却得上了一种既常见又难缠的怪病——洁癖：“后来就没再听说，怎么样，好了么？”

    陆远航倒吸口气、摇摇头，打开包夹心面包丢在嘴里无味地嚼着，大概是又没来得及吃早饭，她有低血糖的先天不足，估计再忍一会儿就得咣当了：“还在医院住着呢，这不新年了么，叫上你一块儿去看看，”人们常说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或许上帝真的有他恩威难测的考虑，但在你我俗人看来，这个圈子未免兜得太大了点儿。

    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见到某人出奇地爱干净时，往往会善意地调侃之为“洁癖”。其实，从医学的狭义上来界定，这些爱国卫生运动的自觉履行者大都未出正常的范畴，最多算是有点儿偏激的性格或者气质。而如果对“洁净”产生某种病态的追求，欲罢不能且愈演愈烈，这才是心理学中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洁癖”，属于强迫症之一种。不消说，袁莱之所以要在本不属于他的那个所在为伍，自然是走向极端的恶果。而且，他的强迫人格已经从“生理洁癖”泛化进了“道德洁癖”，简单讲，就是对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提出近乎完美的要求，一旦不能符合他的“理想模式”便痛苦万分、难以自制。

    “你们是去看谁呀，同学么？”那位“的哥”显然是个轻车熟路的老手儿，不请自到地“列席”了二人的谈话，又技痒难耐地打算转正。

    “不是，一个朋友，”远航大概已经习惯了这种京城亚文化，在万马齐喑的驯化之余，顽强的能言鸟们还在角落里不失时机地聒噪着：“其实也不太熟，”也许是担心谈话会演变为好奇的盘问，她预先准备好退路，但这个补充却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烦恼。

    “我说也是，”衣着整洁的司机师傅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回答，既然人家算不得深交，他的“胆识”便膨胀起来：“少跟那帮神经病打交道，回头再把你们也给带进去，这跟‘**’一个道理，”不知是对自己的“仗义执言”感到欣慰，还是格外满意于最后那个深入浅出的比喻，他自顾自地笑了起来：“您说是不是？”

    相对而言，在徐枕流这一代人开蒙那会儿，受的还是度数比较高的工农兵劳苦大众式教育，至少《包身工》还没有从中学课本上“避嫌”。长大成*人后，便天然地信奉“礼失求之于野”的祖训，坚定认为底层百姓中蕴藏着比海湾石油还富余的质朴与善良。可随着同社会现实的逐步融合，走出象牙塔的孩子们渐渐发现事情远比教科书上所概括的要复杂许多，中低收入阶层（中国已经消灭了阶级）的确没有从简单劳动的经济基础当中学会勾心斗角的上层建筑，即使在间接经验中有所耳闻目睹也往往只是些粗制滥造的皮毛，但刚刚或者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残酷现实也同时让他们无暇顾及博爱与扶持，弱肉强食对于这些挣扎在基本生活水平线上的“**”来说，并非是不堪回首的初级阶段、反倒更像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捷径与期待。

    “啊，”枕流见陆远航脸上多云转阴、眼看中到大雨迫在眉睫，生怕她会当场让那位自鸣得意的“时事评论员”下不来台，急忙接过话头儿：“没有，这个师兄就是有点儿心理障碍。”

    当初在澳洲念书时，小徐曾经非常诧异于那里的街头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瘫痪病人乘坐电动轮椅东摇西荡，原以为是南半球传说中张牙舞爪的臭氧空洞在作祟。后来经权威数据间的横向比较才明白，其实世界各地肢残与精神残疾人口比例相差无几，之所以咱们的康庄大道上只有新人笑而未见旧人哭，恐怕是因为这里的弱势群体只有在某个角落里无人问津的份儿。

    涉猎艺术品收藏的爱好者们大概对倪云林三个字不会感到陌生，他将传统文人画推上后人难出其右的高度，位列元四家之一而光耀古今。其实，这位倪大师也有洁癖的痼疾。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在历来被认为将野蛮统治发挥到极致的蒙元时代，他虽然终身布衣、一生不仕，但好歹还得以闭门造车、屏气凝神地专注于丹青之间，据说还颇得高层赏识、名噪当世；可等咱大汉民族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后，反而落得个被“抗战领袖”朱元璋丢进粪坑里溺死的可悲下场。犯错误不要紧，关键得闻过能改，意大利人在十五、六世纪那阵儿也曾经把疯子关起来卖票参观，但如今到人家帝国主义心脏瞧瞧，您要是真“有幸”玉山倾倒再难扶，夸张点儿地说，这辈子算抄上了。枕流就曾多次见识过，澳洲的截瘫患者不必张口便会有陌生人自然而然地推上抬下、搭车引路，临了，连声谢谢都免。总而言之，既然当初资产阶级敢叫嚣“自由”、“平等”、“博爱”，谁要是生而残障，那就占了天大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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