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了 第三章 这个时代的生活(2/3)

与市里物资往来都要靠大车队来解决，公社自己不养牲口和车辆，有任务了就从下面各生产队分别抽调一辆或几辆车，慢慢的被抽调的大车及老板就固定下来，形成这个没有编制的大车队，大车队也是各个车把式争取进入的对象，进了大车队的好处是，公社有任务公出时，队里不但按正常出工记工分，还有额外的补贴，而且公出一般都路比较远，走到哪吃到哪，省了自家的粮食。

        父亲能进公社大车队，这也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暗中竞争的结果，生产大队长为了在公社长面子，受到公社领导的重视，各自都派上去最精干的力量，于是这活就非父亲莫属了，因为父亲是全大队里公认的最好的大车把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出身’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了不少年轻人。出身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入团入党、当兵提干、找对象，统统受到牵连。不论你多优秀，只要‘出身’不好就很难重用你。”

        父母同岁，都是属虎，74年（25岁）结婚，75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张言，在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结婚绝对是有原因的，是不正常的，那时候男孩子十八九岁结婚的比比皆是，没有提倡晚婚晚育，也谈不上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真正的实施起来还要等到几年以后，所以父亲已经到了“打光棍”的边缘，比不得三十年后三十岁的男人称之为“黄金单身汉”。作为一个健壮劳动力，最好的车把式二十五岁才娶上媳妇的原因的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分‘富农’，即使是破产的富农。

        文革中批斗主要的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这批人，被统称为黑五类，所谓的黑五类子弟开始是指地、富、反、坏、右子弟，后来又加上资本家子弟及干部子女。

        富农是相对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和真正的地主是不能比的，其拥有的土地数量，除了自己耕种以外，还有富余的土地因自己忙不过来而雇工耕作者就被划为富农。1950年的《土改法》确定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到土改后期把富农定位于“农村资产阶级”，然后在合作化，特别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富农成为被限制和消灭的对象。然后，富农作为农民阶级中相对富有的一个阶层也不再存在，只剩下作为“黑五类”中排位老二的富农分子。这就是父亲的家庭出身。

        婚姻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入党，提干，张言心想按这样的轨迹一直走下去，父亲的社会地位最高也就是个车把式，你干的再好，连个小队长都不回让你当。所以才会有上面一段曾深受其害的人的撰文感慨。

        父亲张文礼打小在生产队干活，并没有受到过什么斗争，但出身问题在某些方面还是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歧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时生产队里晚上开会，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参加，父亲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只能被排除在外。

        父亲身高一米七八，身材高大魁梧，络腮胡子，标准的东北大汉，张言前世成人侯曾无数次的询问经受三年自然灾害的父亲挨过饿吗，于是平时话不多的父亲就会给他讲上一段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于是张言一直都坚信，小孩的身体的成长和发育与营养有关系，但绝对没有后世的专家教授所讲的绝对关系，不信啊，不信你问我爸爸。

        爸爸上过小学三年级，张言小学三年级时曾问父亲为什么三年级就退学了，不再继续读下去，不懂榜样教育力量的父亲，满不在乎又略带炫耀的回答儿子，“打架，被开除了”。然后解开上衣让张言看看背后的伤疤，好像那是父亲光辉岁月的印记。

        张言小学三年级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教育，家里条件逐渐改善中，适龄儿童都要上学，张言傻傻的认为小孩子到了年龄就要一直上学，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小孩子生下就必须有的经历，没有途径知道父亲儿时的社会背景，早逝的爷爷奶奶是否有能力供父亲上学，也没想打父亲当时面临多大的生存压力，又傻又天真的他认为父亲退学的原因是很客观的，也没考虑父亲说了假话，也没看清楚父亲背后的伤疤。

        当时他听了父亲的回答还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自己为何不能像父亲般英勇，老师简单淡淡的言语警告就制止了蠢蠢欲动想海扁向老师打小报告说自己放学后对着学校大门撒尿的德刚，歉然道“爸爸，你好样的，看来我不比不上你。”（此德刚非郭德纲，是同学，兰德刚）

        直到妈妈过来对爸爸喊一句“又给孩子胡说啥呢，你还以为是啥光荣事啊。”

        爸爸才讪讪的往身上套衣服“好汉不提当年勇……”。

        母亲韩秀芝，母亲娘家在父亲张文礼所在的向阳大队向东向东再向东二百六十里的山沟沟里，那个缺乏交通工具的年代，这段距离仿佛是不可逾越的，张言前世大学后有了感喜欢的女孩，曾经玩笑的问过父母怎么有缘千里来相会，是如何成就这一段佳话的，这些事父母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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