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牙海盗 海瑞（1514-1587）(8/21)

后的学者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海瑞这样一位清官会受到如此大的抵制和孤立？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和此后的执政者，无不暗底下尽力阻止皇帝重用海瑞。为什么明朝的吏治那么**，以至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海瑞成了凤毛麟角？总不能说，中国的士人到了明朝都变坏了，或者明朝必然是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窃以为不能不检讨一下明朝官吏的俸禄制度。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当皇帝后，一方面为了打击官吏的贪赃枉法，另一方面也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要将皮剥下，中间塞上草，制成一具皮囊。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挂上一具皮囊，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有时还让犯贪污罪的官吏服刑后继续任职，充当反面教员。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

    朱元璋又把官吏的傣禄定得出奇的低，如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最高的正一品只有一千四十四石(米，部分折成钱支付)，最低的从九品为六十石，未入流的为三十六石。例如一省之长的布政使是从二品，知府是正四品，知县是正七品，年俸分别为五百七十六石、二百八十八石和九十石。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的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年俸是二百五十二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相比之下，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

    由于官员的正常收入太低，所以尽管朱元璋惩治的措施十分严厉，贪污还是屡禁不绝，不过与明朝以后的情况相比，当时的吏治毕竟是比较清廉的。但在这位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后继者既不具备这样的权威来执行如此严厉的法律，也没有兴趣来对付越来越普遍的贪污现象。而且稍有作为的皇帝明知低俸禄的弊病，但又不能更改“太祖高皇帝”的制度。昏庸的皇帝自己沉溺于奢侈享乐，除了朝廷的正常开支外，还经常要大臣们贡献，自然不会管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了。

    明朝初年以后，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几乎无人不在俸禄以外设法搞钱，真正的清官就相当拮据。海瑞最后二年多任南京右都御史的年俸是七百三十二石，是高级官员中第三位的高薪，但相当多的下属是要由他支付薪水的，可以肯定他不会让下属去办“三产”赚钱，而他自己连子女都没有，生活又如此节约，死后却毫无积蓄，可见官员们靠正常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显然要让一般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奸臣赃官自然不用说，就是一些在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也免不了广为聚敛。明末坚持抗清，不屈不挠，最后在桂林慷慨就义的瞿式耜，在家乡常熟却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劣绅。清军攻下南京后，江南名流、东林领袖钱谦益率文官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廉洁，向清军统帅多铎送了一份最薄的礼品，也有包括鎏金壶、银壶、玉杯及古玩等在内的二十种；其他大臣的礼物大多价值万两以上。明朝的权臣和太监迫害政敌或清流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出于诬陷，他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再容易不过。

    可是在名义上，太祖高皇帝定下的法律从来没有更改过，至多只能稍作些修正。如正统五年(一四四○年)就有人提出：洪武年间物价便宜，所以定下枉法赃满一百二十贯免除绞刑充军；现在物价贵了，再按这样的标准就太重了，建议改为八百贯以上。到海瑞时又有一百多年了，却没有听说将标准再提高。看来并不是物价没有上涨，而是这些法律已经成了空文，修改不修改无所谓了。海瑞建议要恢复明太祖的严刑，对贪官剥皮，不仅“议者以为非”，就是皇帝也觉得太过分；说明法不罚众，到了大家都把俸禄以外的收入当作正常财源时，就是朱元璋再生也只能徒唤无奈了。海瑞只想用严刑肃贪，却没有提出消除贪污的积极办法，除了招致更多的怨恨外，必定也是于事无补的。当然，在封建集权制度下要从根本上消除贪赃枉法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贪污并非不可思议，清朝雍正皇帝的做法就有明显的效果。

    清朝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开支浩繁，朝廷还不断要官员们“捐傣”、“减傣”，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至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但是官员们不能不过奢侈的生活，衙门也不能不办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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