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血 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下）(4/5)
简单的说，郭钦的上疏主要有三层意思：一、西北已经为胡族占据，虽然暂时畏服，但不得不防。二、应凭借“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收复两汉时期的北地、西河、安定、上郡，即陕北、河套、宁夏平原一带，并移民实边。三、迁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诸郡的胡族于塞外。
应该说郭钦已经意识到了当时民族矛盾的深重，所以才提出这三条策略，但晋武帝并没有采用，原因我将在后文提到，但因为八王之乱后胡族纷纷起兵反晋，所以后人多认为：“郭钦驰疏，无救于妖渐。未环星纪，坐倾都邑，黎元涂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晋书四夷列传》)
随着齐万年起义对关中局势的影响，徙戎的论调愈加高涨，时任山阴令的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晋书张统传》)。《晋书》将《徙戎论》的原文全部载录，篇幅较长，所以本文只捡几句摘要列出。
江统认为胡族“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可见在江统的意识里，胡族与华夏完全处于对立的阵营，并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江统同时认为汉魏时期统治集团将胡族内迁的行为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之所以让他们内迁，目的是为了“夷虏在内，然后取足”。但是内迁胡族经过数代繁衍之后，“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又“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所以内迁胡族屡有叛乱。
江统认为内迁胡族“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现在虽然畏服，但不得不防，必须“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便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应该说江统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但是朝廷并没有采用他提出的徙戎政策，《晋书张统传》称：“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可见后人对《徙戎论》的评价之高。
对于西晋初年的民族冲突，并不能说统治集团不够重视，如果说江统提出《徙戎论》之时西晋正处于八王之乱，晋惠帝司马衷皇权旁落遂不能用，那为何“沈毅多大略”(《晋书漠帝纪》)的司马师、“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晋书映帝纪》)的司马炎也不采用这一策略呢?如果外迁胡族出塞真能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那么刘猛率领北部匈奴出塞应该是好事，为何晋军还要历时一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出塞追击呢?《徙戎论》真的能解决西晋的民族矛盾吗?
前文提到过，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主要看其掌握了多少户口，所以历朝**才会同意胡族内迁，甚至以武力方式逼迫胡族内迁。特别是在三国时期，对胡族、敌国百姓的掳掠很是常见，同一时期又是士族阶层发展壮大的时期，他们享受着广泛的政治经济特权，荫蔽大量户口，这使得朝廷可掌握的户口数有限，国家所需徭役、兵源必须落实到人力资源，所以内迁胡族是统治集团必然的选择。
胡族内迁的好处不但能壮大自身力量，同时又可削弱外敌。这个很好理解，胡族内迁之后可为我所用，同时又便于监视，一旦有变可迅速平定。胡族若处于塞外，中原军事力量反而不易触及，一旦谋反，轻则掠地，重则攻城，边界亦不得安宁，若要加以解决，反而不那么容易。所以驱赶胡族于塞外只能造成一个结果--以民资敌。等于是将最宝贵的资源送与敌人，内忧虽能缓和，外患必将加重，得不偿失。
而且五胡乱华得以发生并非偶然，若非统治集团为争夺权力大动干戈，致使国家陷入内乱，再加上这一时期士族集团垄断土地资源，生活极端奢侈，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对当时的现状极端不满的百姓也就趁乱举兵，西晋因此而灭亡。而且当时起兵反晋的并不仅仅只有内迁胡族，亦有王弥、魏植、王如、张昌、胡亢、李骧、陈敏等汉族参与，这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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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7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