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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血 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上)(2/10)

西戎校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晋初废宁州,设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诸夷;在成都设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楯诸蛮;设东夷校尉,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管理辽东、辽西鲜卑、乌桓各部;在襄阳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地区蛮族事务。

两汉以来,中原政权还设置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以管辖这些族群,西晋时期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职多由地方州郡长官兼职,比如说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之时便兼领护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由此可知西晋对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杂的。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 ...以夷伐夷”(《后汉书錠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即便是主张以武力方驱赶内迁胡族的江统也在其《徙戎论》中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西晋初年发生的数起民族冲突其实已经给西晋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乱华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

3、 南匈奴的形成与兴衰

西晋全盛时期也不过19州,不受或较少受到民族问题困扰的仅有汉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兖、冀6州,可见西晋民族问题之严峻。西晋初年因为民族问题而造成的动乱主要有四起,一是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二是匈奴刘猛的叛离,三是匈奴郝散起义,四是氐人齐万年起义,这四起事件最终都被西晋以武力的方式平定。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在五胡乱华的前夕,所以笔者将费些章节详细介绍当时的民族迁徙、分布、处境,更方便读者理解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

汉魏以来,史书上有过内迁记载的民族有鲜卑、匈奴、乌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丽等,而在西晋国内自古还生活着巴、賨、蛮、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每一个族群都还有不少互不隶属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新的种群。在这些生活在塞内的各部族中,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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